评论眼：往根子上说，土地财政的冰冻三尺，又源于财税体制的深层不合理。正是以分税制为主要特征的财税体制改革的停顿，将财政“开源”的压力下移到地方，造就了土地财政的遍地开花，也“夯实”了土地财政的既定事实，造成今天各地土地依赖症的尾大不掉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系统性重构的勇气”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振聋发聩。中央将财税工作放到改革一盘棋的大视野中，意欲用系统论的理念完成1994年税改以来的“半场改革”，修补财税体制的内在机理性缺陷，对改变各地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和行政惰性，现实针对性有目共睹。

昨天下午，广州市财政局负责人在市人大会议上介绍，2014年广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预计超收175亿元，全年预计收入670亿元。

对广州的财政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广州2010年亚运之后，负债情况比较严重，钱袋子一度吃紧，今年市级财政在土地出让金一项上便增收175亿元，算是好事，可以减轻一些债务负担。当然，换个角度看，土地出让金超收，多少反映了地价、房价的坚挺。

其实，广州土地出让金超收，也算不上什么新闻，近几年已成常态，而纵观全国，超收的地方也不止广州一地。当然，这则不算太新的消息还是引起广泛关注。有消息称，在一线城市中，广州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去年为615.2亿元，占同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超过五成。消息的权威性和统计口径有待考证，但国内不少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现实状况看，靠地生财，进而反哺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做法，已经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套路或模式，依我看是现有规则下的必然路径（尽管未必是理想路径）。实事求是的说，土地财政综合症，今天已经体现为一种制度惯性。因此，必须追根溯源，对事关土地财政的体制机制本身进行望闻问切。

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和考核机制上进行反思，有着显而易见的必要性。这些年来，经营城市、抬高地价房价，已经从一个流行理念逐渐变成一件“只做不说”的事。公允地说，要保GDP数据、保收入倍增、保民生投入、保平安建设、保政绩，要满足公众新期待，地方确实存在强烈的“找钱”冲动。客观地说，这些年来国内多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设施的完善、环境的优化，也部分受益于所谓“经营城市”的理念激励、“土地财政”的资金支持。广州作为中心城市，楼市是靠真实的需求在支撑，但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城市化沦为炒地皮游戏，新型城市化则被简单化庸俗化为更加重视公共服务的炒地皮游戏。此种指导思想下，一些地方为炒地皮频频与群众发生尖锐矛盾。

再往根子上说，土地财政的冰冻三尺，又源于财税体制的深层不合理。正是以分税制为主要特征的财税体制改革的停顿，将财政“开源”的压力下移到地方，造就了土地财政的遍地开花，也“夯实”了土地财政的既定事实，造成今天各地土地依赖症的尾大不掉局面。也不就难理解，一些地方何以热衷于旧城改造、人为造城甚至造“睡城”、“鬼城”。枝枝叶叶的具体个体性贪腐、政绩观背后，删繁就简，显露的则是不尽合理的财税制度引导而成的本能选择。今年上半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系统性重构的勇气”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振聋发聩。中央将财税工作放到改革一盘棋的大视野中，意欲用系统论的理念完成1994年税改以来的“半场改革”，修补财税体制的内在机理性缺陷，对改变各地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和行政惰性，有着有目共睹的现实针对性。

土地出让金的飘红背后，若隐若现的，是有关部门对房价回暖欣慰之情的溢于言表。房价回暖，折射市场信心回升、宏观经济复苏，当然也直接带来本部门工作的成绩，在复杂微妙的经济形势下，地市、楼市回暖所带来的副作用也远远小于经济疲软带来的破坏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背后隐现的问题可以置之不理。现在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稳定楼市发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土规划模式。因此还是要继续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做好未来告别土地财政的准备。

（扫一扫轻松关注“竞宇金融”微信号，免费获取最新房产资讯和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