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第一次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解读。这是继今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之后，时隔半年，对新常态的特点以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的全面解读，于各界正确理解、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应该指出，新一代领导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按照“新常态”在战略上审慎选择中国的宏观政策，绝非简单制造新的政策词汇，而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的战略性思考和抉择。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站在最高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的高度，在解决纷争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战略性的选择。而且，选择在APEC会议这个国际场合，全面阐述新常态，对新常态进行定调，对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应对全面解读，一方面有利于“定分止争”，消除对中国经济未来看法的各种分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际社会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的种种表现。对新常态，习近平阐述了三个方面的主题：

首先，习近平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确，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无论是经济的基本面，还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产业业态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经济从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小的经济体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短缺经济体成为过剩经济体，从工业小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从一个温饱经济体正在嬗变为小康经济，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仅发生了量的巨变，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用过去的思维思考中国经济既不准确，也不现实。以经济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将在8%以下，7%以上运行。以中国经济前三季度7.4%的速度而言，由于很多人不能准确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减速的趋势，就想当然地认为7.4%的增长是一个很差的速度，认为应该通过政策刺激，让经济增速再回到8%以上的高速轨道上去。这种高速依赖症，恰恰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这种巨变所致。正如习近平在演讲中精辟指出的：“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其次，习近平论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在很多人看来，既然中国经济要减速，这意味着新常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更多的是挑战而非机遇。事实上，在5月份习近平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时候，首先明确的是“中国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只是意味着速度要下一个台阶，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事实上，如果中国经济顺利完成增长驱动力的转换，增速虽然下滑，但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总体的含金量都会高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就产业业态而言，面对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中国未来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弥补服务业的短板；面对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之后外需的下滑，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实现从投资拉动到内需拉动的转换；在增长的目的方面，中国可以真正实现包容式的增长，让更多民众享受改革成果。

第三，习近平坦承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今天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换上了“另一个轨道”，顾客会出现“晕车”等各种“不适应”这很正常。如何认识这种风险，如何转换思维，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的确非常关键。事实上，新常态下面，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就是各界无法忘记过去，存在高速增长和投资依赖症。这种风险起码有四：一是刺激依赖症，无法走出一下滑就刺激，一刺激就见效，刺激完了又下滑的“周期律”；二是不改革的风险。尽管三中全会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但民间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复，取决于改革的执行力；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四是房地产全面调整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是继续人为刺激带来好看的数据，还是痛下决心，通过改革和创新带领中国经济走过激流险滩，这是攸关中国经济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习近平在演讲中再一次强调了“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通过改革和创新战胜风险的决心。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债务、产能过剩、创新不足以及杠杆过高和金融改革的滞后，都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风险。从中长期周期而言，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海外投行期待的“崩盘”，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系统风险却随时可能爆发。而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一再延误改革时机、一再采用不当的刺激政策所致。身体虚弱，正气不旺，皆在于此。解决这些风险，不是以毒攻毒，再次采用刺激政策，而是痛下决心放弃刺激，重回改革正途。

面对新常态，能否用新的思维调整中国的宏观政策，是能否抓住战略性机遇的关键。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比如，中国能否在宏观政策层面不再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是用更综合更多元的指标来规划中国经济的未来；能否构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的政策框架，提高中国经济的创新力；能否让企业家真正感受到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都重而又重。笔者一直坚持认为，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下一个三十年，仍然属于中国黄金发展的三十年，中国的增长方式将更加合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将更加包容，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将更为深刻和全面。（作者系经济学者、北京市政协委员、央视特约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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